我的回答可以用一個詞概括：中國。

而我的擔心也可用幾段話來概括。1979年到2019年的40年是美中關系的一個紀元。兩國關系起起伏伏，但總體而言是我們兩國經濟穩步融合的時代。

美中深度融合幫助推動世界經濟更深入的全球化，并支持世界兩個大國之間40年的相對和平。請永遠記住，正是大國沖突給我們帶來了動蕩的世界大戰。

美中全球化時代使一些美國制造業工人失業，也為其他國家打開了巨大的新出口市場。它使中國、印度和東亞數億人擺脫了貧困，同時讓更多的美國消費者享受到眾多價廉物美的產品。簡言之，如果不是美中關系，世界在這40年的相對和平與繁榮就無從談起。

但過去5年，美國和中國開始分道揚鑣，也許會走向直接的對抗。

按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我們兩個國家——更不用說許多其他國家——很可能在20年后回顧現在的世界時會說，由于本世紀20年代初美中關系的破裂，世界變得更加危險，不那么繁榮了。

起初，這兩個巨頭在臺面上來往密切，偶爾在臺下使絆子，現在變成了在臺面上生意少了，臺下使絆子越來越激烈——激烈得連臺面都快要打破，兩敗俱傷地離開。

但在我們從與中國的“合作-競爭”演變到對抗之前，我們應該問自己一些尖銳的問題。中國也要這樣做。因為當這種關系消失時，我們可能真的會懷念它。

我們首先需要問：在一個新興大國和一個守成大國之間，中美競爭/沖突在哪些方面是不可避免的，在哪些方面是可以通過明智的政策加以抑制的？

先說不可避免的。在經濟一體化40年的前30年里，中國賣給我們的是我所說的“淺層商品”，比如我們穿在身上的襯衫，穿在腳上的網球鞋和裝在屋頂上的太陽能電池板。而美國賣給中國的是“深層商品”，比如深入其系統的軟件和計算機。中國需要這些東西，而且只能從我們這里購買。

而今天，中國可以制造越來越多的“深層商品”，但兩國之間沒有共同的信任，無法在我們的家里、臥室和企業安裝其深層技術，甚至無法再向中國出售我們最深層的商品，如先進的芯片。當中國向我們出售“淺層商品”時，我們并不關心它的政府是威權主義、自由主義還是素食主義的。但當我們開始購買中國的“深層商品”時，共同的價值觀很重要，而它們并不存在。

地緣政治咨詢公司Macro Advisory Partners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的高級顧問納德·穆薩維扎德建議，如果我們現在要把注意力從中東轉移到對抗中國的不可逆轉的戰略上，那么我們應該先問三個基本問題。

首先，他說：“我們是否確定我們對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不斷變化的社會的動態有足夠的了解，從而認為其不可避免的使命是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威權主義？特別是當這需要美國將反華的決心代代相傳，反過來又會導致一個更加民族主義的中國？”

其次，穆薩維扎德說：如果我們相信同盟是“美國獨有的資產，那么我們是否像我們與亞洲和歐洲盟友談論他們與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關系的現實一樣聽取了他們的意見——確保他們的利益和價值觀被納入對中國的共同路線當中？否則，任何同盟都會瓦解。”

穆薩維扎德認為，第三個問題是，如果我們認為在經歷了20年的反恐戰爭之后，現在我們的優先事項必須是“在國內修復——通過解決基礎設施、教育、收入和種族平等方面的巨大缺口”——那么強調中國威脅是更有用還是更危險？它可能會點燃美國人的火焰，讓他們認真對待國家振興。但也可能點燃整個美中關系的火焰，影響到從供應鏈到學生交流到中國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的一切。

不管怎樣，在我們從反恐戰爭轉向對華戰爭之前，這些都是我們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我們要想清楚。

我們的子孫會在2041年感謝我們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為《紐約時報》外交事務專欄作家，喬恒譯）